山村成长，命运寄读

在浙南偏远地区，有个小镇，叫”金乡镇”。这个镇是历史文化古城，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是浙南沿海的军事重镇，全城呈八卦乾坤布局，护城河环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乡镇的”徽章”工业享负盛名，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英国、俄罗斯、沙特、阿根廷、老挝等国的军徽生产任务都曾花落于此。我就出生在这个小镇的一个山头农村。

虽然我镇经济发展较早，但我们却是家徒四壁。虽然我镇是文化古城，但我祖却是八代贫农。我父母分家立户时，分得三千多元”负”资产。从懂事开始，我放过牛，从开着”墓门”的坟前走过；我放过羊，从悬崖陡坡攀爬而行；我放过鸭鹅，在池塘中捞过荷叶、在水田中钓过青蛙、在粪坑中勺过粪虫，用以喂养。

因为贫穷、因为无知，小时我们也倍受欺负与歧视。在村里收头夹尾，在亲友之间亦不受待见。因此，我从小并不爱说话。心里只想着父母的一句盯嘱：要好好读书，以后当个官。后来我知道，父母希望我当官，但并不希望我当”大官”，而是到镇上当个”镇长”之流的”小官”。这样就能”治住”那些欺负我们的乡绅恶霸与地痞官员。

我的父母明白，读书要花钱，因此他们的一生就是为了”挣钱”。他们给人打过工，开山挖石；他们合伙养过猪，积蓄首金；他们自己卖过菜，涉远批贩。最终稳定的职业是卖砖瓦水泥，一干就是几十年。

因于此，我从小就会开船，砖瓦河运时我便有机会”掌舵”；我从小就会开车，从板车、三轮车、手扶拖拉机、货运汽车，我都坐过，也开过。我还有一套”甩砖”的本领。所谓”甩砖”，是搬运砖头的一种方法，是指在河岸边的运船里把砖块按”五块”一摞，以合适力道、精准方向扔到河岸上的接受者手中，再由接受者按数量进行堆砌。我参加”甩砖”劳动，直到初中毕业。

说到读书，初中以前我都在农村里就读。我没有上过幼儿园，因为那对我们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培养起一个”艺术细胞”，连最简单的素描都不会画，因为那不能”挣钱”，也不能”当官”。我们村里的小学只教一二年级，而且两个年级就只有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既教语文，也教数学。一年级上课，二年级下课。二年级上课，一年级下课。老先生还会”拉二胡”，每周给我们上一次音乐课，我还记得他教的第一首歌是《社会主义好》。因为教学条件原因，三年级以后，我们就必须到五公里远的乡里中心小学上学。五公里倒不算远，虽然翻山越岭，但步行也就是半个小时间左右，唯一就是晚自习的夜路令人担忧。我还记忆犹深，大我一岁的姐姐以前上晚自习回家都十分害怕，都是由父亲去接回家的。

上初中以后，我们家搬进了城镇。我还记得，我们刚搬进城镇的时候，父母仅有两千元积蓄，我们租住在别人家房子的顶楼。因为顶楼没有厨房，我们在阳台上点着类似煤油灯的炉子生火造饭。所幸，在贵人亲戚的大力帮助下，我父母租到了环城河河边的一块地，开始了他们一生最稳定的工作：卖砖瓦水泥。俗话说，人生三难，撑船、打铁、卖豆腐。在依靠体力运输时代，卖砖瓦水泥这个行当也并不容易。起早摸黑、烈日炎炎、寒冬数九，从不停息。也正因此，我学会了”甩砖”技能，参与家里劳动。虽然艰苦，但生活总算有了盼头，而欠下这家贵人亲戚的”人情”我从小时至今日从未释怀。后来，在我小有成就之后，为了让亲友们都知道我不会给他们任何法律上或权力上的”保护”，在很多时候我都表现为一个”黑面寡情”的人，但唯独对这家贵人亲戚，这么多年来只要力所能及的事，我从不推辞。

我希望人都是善良的，但我总有看到邪恶的。我们家里的辛苦劳动却引来乡绅恶霸的嫉妒和打击，要将我们驱逐。从那时，我开始明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也开始相信，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因此，从上高中以后，我就愈发努力地读书。在初升高到城镇读书的第一年，我的学习成绩只是全年中等，农村孩子和城镇孩子相比，劣势是明显的。在高二的时候，我基本上稳居年级前五。在高三，父母提议让我转去全县唯一的重点中学县中读书，希望能更上层楼，我当即表示同意。在高中毕业以前，县城是我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到了县中读书，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之所以能在镇上高中名列前茅，并不是因为智商高，而仅仅是比别人多付出些汗水而已。与精英对阵，除了汗水，还有智商与天赋。我自认为我的智商并不高，虽然努力，但在高考时成绩也只能名列全校前三十多名。

在高中读书期间，我想上的大学有两个：一个是浙江大学。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浙江大学到底哪里好，只是总听到身边的老师与同学都说浙大的工科非常厉害。后来，我慢慢明白，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有”浙大情结”，并不是因为浙大的专业有多么好，而是一种”思乡”的情结在作祟。对于绝大多数的浙江人，他们都不愿意离开家乡故土，因此”浙大”就成了最好的选择。这种现象从另一方面得以印证。在浙江省内，除了浙大以外，其他大学并不入流，但省内学子每年的报名热度从未减退。甚至是，有些浙江考生其分数到省外就读可以上重点大学，但却宁愿浪费分数在浙江省内就读”三流”大学。

在高中时，我另外一个想上的大学叫”北京科技大学”。当时想上这所大学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在课外阅读《故事会》一书的时候，看到这所大学的介绍和宣传，因此就”迷信”上了。此事虽然有趣，但是让我明白了”信仰”和”目标”对懵懂学子的重要性。这也是我近几年一直坚持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对浙江招生咨询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人情”。

我是我们家族第一个重点大学生。这对我高考志愿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1年当年我的高考成绩是611分，浙大招生组来校宣讲时表示，浙大当年的分数线应该是610分左右，虽然最后录取线是608分（浙大当时刚刚合并，这是浙大本部校区的分数线）。这使得我们不敢轻易冒进地填报浙江大学，后来以浙江生源第一名的成绩报考了重庆大学。实际上，这个分数还有更好的选择，可惜我们当时没有任何专业的志愿填报指导。对于高考填报志愿，父母不懂，没有意见，亲戚朋友也无一明白，更遑论帮助。最后的志愿填报是我一个人对照报考指南根据分数随意填报的。更有意思的是专业选择，那时我也并不知道各个专业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那时有两个专业大热，一个是生物工程专业，另一个是信息通信专业。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生物工程专业，而第二志愿则是通信工程专业。后来至今，我始终没明白的是，我是浙江生源第一名填报的重庆大学，但最后录取时却是调剂到通信工程专业。错有错着，大学毕业时，我才发现生物工程专业是个”坑”，2005年毕业时生物工程专业就业市场非常冷淡，除了继续攻读硕士几乎别无去处。这概莫是因为生物工程是”研究型”专业，对国家而言固然重要，但对就业需求却是”冷门”。反而通信工程却是”实用型”专业，就业需求旺盛。

近几年，我在做招生宣讲时，经常举出我当年填报志愿的例子。这个事情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绝大多数家长对高考志愿填报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很多人以为，高考志愿填报就是选择当前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专业。其实并不然，高考志愿填报其实是在选择五年后（如果本科毕业就工作），甚至八年后（如果继续攻读研究生）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专业。它是一种”投资”，而不是”消费”。这个道理，在后来我参加招生咨询工作过程中，又有一个鲜活案例。有一次，在招生工作途中，与一个出租车司机闲聊起孩子的工作。司机知悉我是法律专业的老师之后，对孩子当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后悔不已。司机的孩子在2011年填报高考志愿时，孩子坚持要填报法律专业，作为父亲的司机却坚持让孩子填报当时最为热门的国际经济贸易。在2015年孩子毕业的时候，却发现经济形势剧变，孩子最后只能赋闲在家，而此时因为国家对依法治国的重视，法律专业的就业市场开始放大。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有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进程。如果说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军事治国的时代，那么80年代到2000年期间则主要是工程治国和经济治国的时代，而二十一世纪初期则是科技兴国的重要时期。这种更替在国家主政领导的专业出身上可见一斑。随着科技兴国的发展，科技发展与社会管理的矛盾势必愈将突出。因此，接下来我们应该更需要关注的是科技社会的管理治国人才。当然，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这种管理治国势必是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因此，我认为，从国家和社会需求角度而言，家长们应当关注如何将孩子培养成”有科技基础、懂社会管理、会法律规则”的综合性人才。这才是大势所趋！当然，这一切必须在结合和尊重孩子的兴趣和特长的基础之上，切勿因势利导。

生命复燃，得益网络

我也学过技术，但我的技术学得并不好。我到重庆大学上学的时候，才知道学习通信工程非常不容易。两点可见：一是，通信工程专业的学分要求是全校所有专业中最高的；二是，通信工程专业全年级的退学率高达1/6。全年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课程从未补考的同学大概不到1/10。

我的本科阶段对于我而言，着实是一种”地狱”生活。我爱学习，但我却不是好学生。大学期间，我为了搞清电脑工作原理，拆过电脑机箱；我为了搞清哪个驱动程序出了问题，一天装过四五次操作系统。我也曾经数十次反复学习台湾余志伟先生的《职业经理人》讲座，反复揣摩为人之道与管理之道。只是我十分任性，只干我喜欢干的事情。我也曾深迷网游，与同学们组团逃课。代价是大三时我一度几近达到退学标准，所幸浪子回头。从”地狱”中走出来并不容易，一般人不会明白。

后来，我试图总结过，我大学里学到了什么：一是，从《职业经理人》学到的为人之道；二是，计算机的运行原理与维修技巧。这就是四年仅有的收获。剩下的，就是听过一些诸如”傅立叶变换”、”蜂窝移动”、”低频高频”等通信术语，但实际上一窍不通。不幸之中，总有万幸。后来我发现，大学里学到的唯独两项技能成为左右我命运的两根”稻草”。

为人之道，教会我如何经营后续的人生，如何在平等条件下甚至劣势条件下与人竞争。2005年7月，我大学毕业时，差一点去了重庆武警总队工作。在招录体检结束后，我毅然决定不再留在重庆，而是选择回到家乡，到一家电子仪器仪表公司去上班。上班不到三个月，我就开始折腾。我觉得天天坐在室内画电路板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我决定辞职。当时我也曾思考，什么才是我最想要的职业？但又迫于生计，因此”尽快”找到一个新职业才是当务之急。什么职业是可以速成的？我查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建筑工程师等等一系列可以本科文凭报考的”职业资格考试”，后来发现他们要么有工作经验要求，要么有相应专业文凭要求。最后，我发现唯有”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不限专业、不限工作经验的。因此，参加司法考试成为了我”不得不”的选择。

于是乎，2006年开年，我将自己封闭在家里，自学司法考试教材以及从网上收集的资料。所谓，无心插柳柳成阴。虽然我并不抱太大希望，然却我意外地发现五个月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顺利通过了中国第一考”司法考试”。值得庆贺，但我却心态坦然。

这是因为，在2006年备考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人生观的大事。2006年8月，建国以来我国大陆最强台风”桑美台风”登陆我县。当时，我家露天堆放的水泥因包裹不严，油布被强台风刮走。我的父亲为保护水泥，免受巨大经济损失，在狂风暴雨中抢救包裹。我自然随后帮忙。此次台风之强，令我父子始料未及，狂风暴雨，飞沙走石。马路两侧的各种非固定物品均已全部被刮跑。在我们埋头扎系绳子时，突然半扇铁制卷帘门（边如利刃）横向飞来，从我脖子二十多公分飞镖而过，打到我身边的砖瓦堆上。好险！吓得我一身冷汗，稍有差池，人头落地。当即，我与父亲决定赶紧逃命回家。然而，回家却很困难。从水泥地回家需要走一条大街，然后过马路。于是，我紧贴街边房屋，两手死死抓着房屋门上所有能抓的东西，一步一冲挪到我家马路对面的房屋。就差过马路了！但是我心里再次一凉，根本无法过马路。台风超强，路上的所有东西不论大小都在空中飞。但我意识到，如果不尽快过马路回家，更加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有飞物直接砸到我的身上。下定决心后，我等我认为的”风小点”时就冲出马路。瞬时，人体失重，在马路中间连滚带爬翻滚两三个跟斗。所幸，台风风向恰好是有利我回家的方向，小命得保，但全身是伤。但此时，我并未放下心来，因为父亲尚未回来！过十分钟，门外敲门，父亲带着脚上飞石击伤的两个大洞，总算回来了。此时，母亲已经痛哭失声！

如果见过死神，在生命面前，你还有何畏惧？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条生命对于社会犹如萤火之光，应趁未灭之时珍惜光芒。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司法考试，也许是上天恩赐我生命复燃后的第一缕曙光。

通过司法考试后，我开始到一个无名的律师事务所去实习。在律所工作期间，我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法律圈是一个很讲”关系”的行业；二，法律圈是一个很讲”出身”的行业。对于我而言，这两者我都没有，这就导致了遇到案子自己也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该找谁解决。于是，大概三个月，我又辞职了。我决定趁热打铁，考研！

互联网，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其中包括我。我第一次接触互联网是在2000年高二暑假，那时的互联网可以理解为只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聊OICQ（腾讯QQ的前身），另一个是电子邮箱。对于我们学生而言，电子邮箱是没有用的，因此其实是就聊OICQ。我还记得，那时的网吧，就是一根电话线（56K Model拨号上网）接入，局域网带二十多台电脑，还经常掉线。但人们觉得可以和远在他方的陌生人聊天，好神奇！更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的网络聊天，互相都不知道聊什么。我OICQ上线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每个在线的好友都发一条消息”你好”，看谁会回应”聊天”，因为我也不知道该聊什么。那时候查找好友，大多是根据好友注册信息里的地区查找，而注册信息大多数都是真实的。由于大多数人的聊天内容都是真实的，因此那时候很流行”网恋”。不像现今，谁相信注册信息？谁相信聊天内容？谁相信”网恋”？

后来，我也经常去网吧。在高三期间，我和同学们经常会在周末去网吧打游戏，主要是帝国时代、红警。但高考压力，也就是玩玩。上大学期间，我和宿舍同学们都是网吧的”常客”。从2001年韩国引入的《热血传奇》开始，到光通《传奇3》，再到盛大的《传奇世界》，我们都经历过。到2004年，各种网络游戏已经纷至沓来，但迫于学业压力，我退出了江湖。但也有同学泥足深陷，我们本专业同宿舍共有24个人，最后退学、留级或没毕业的同学合计就有10个。”剩”者为王！

我第一次受益于互联网，是在司法考试期间。我对互联网很熟，我所有的备考资料都是从淘宝网买的，包括很多盗版的电子资料。这些资料，让我在家备考方便了许多。为了省钱，我买了电子资料以后，还会原价挂到淘宝网继续卖给别人。通过这种方式我不但回本，还能挣钱。

我第二次受益于互联网，则是在考研期间。那时候，我在考研论坛上收集各种考研”经验”。我深感”草根”前辈们的无私奉献！当时，考研论坛的两位版主”婗婗”和”尘缘砾”，都是好人，功德无量，改变了很多学子的命运。他们其中一位现在是我的同事，在人民大学校部机关工作，另一位则去了一家信托公司工作。互联网的魅力是”草根”力量，群众力量以新的方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屌丝逆袭，破茧成蝶

不论是考研还是读研，我都有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大多都是”折腾”。考研的故事主要是报考经历。由于我的浙大”情结”，一开始我报考了浙江大学的光华法学院。直到坐车去报考确认的那一天，在大巴车上，我萌机一动，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的父亲说：我们要不玩个大的，要考就考法律中国第一的学校。如果失败了，我就继续回到小地方干个小律师吧！有些经商头脑的父亲，当即表示支持。于是，2007年我以恰好357分的分数踩线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一切都是命运！

谁又知道，大学所学的另一技能（计算机的运行原理与维修技巧），无形中又决定了我研究生期间的专业选择。入学以后，我知道，与人民大学法学院很多精英同学相比，我比他们笨多了。但是，我想比他们厉害，有什么办法呢？我花了一年时间去想这个问题。后来，我明白了，我必须选一条我能做、别人不能做，我能走、别人不能走的路。最后，我决定从计算机与法律的交叉方向入手。当时，我的硕士生导师是主攻民事诉讼法方向的汤维建教授，但他并不从事计算机相关的法律研究。后来，我问查遍了整个人民大学法学院，发现只有刘品新教授是从事计算机相关的法律研究，主要是证据法方向。我也翻读了他的一些著作，发现他当时主要是对国外电子证据相关法律进行翻译和介绍。我心里揣测，刘品新老师应该是需要有技术人员做支撑的。2007年的时候，他当时在国外做访问学者。在2008年他回国后，我第一时间请我的同学（刘品新老师的学生）引见，我毛遂自荐提出希望可以跟他学习与合作。同时，我向我的导师汤维建教授汇报了我想做电子证据研究的想法，他当即表示支持。

恰巧，在2008年底、2009年初，美国某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在中国有一个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重大诉讼案件。于是，我和刘品新教授在电子证据的实务开展上有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和抓手。我们边学边用，屡立奇功。在赢得了当事人的深度信任后，当事人决定将本由香港某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电子证据调查工作全部交由我们团队处理。凡事开头难！这个阶段于我而言，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主要面临两个困难：一是，工具困难。那个时候，中国尚未有成熟的电子数据取证分析软件，仅有几个网络上被破解的国外取证分析软件。取证软件在运行过程中因为各种问题而崩溃是经常有的事。因此，凌晨两点回宿舍，五点回到实验室看分析进度，这成为我的日常作息。很多时候，干脆就在实验室睡觉了。所谓实验室，其实也只是办公室临时借用，电脑也是临时借用的普通计算机。所幸，我在大学里”修得”的重大成果之一便是应对各种计算机故障，因此还算能够应对。二是，知识困难。对电子数据取证而言，最基础的知识其实是数据存储原理。但当时我对此基本上是知识空白。因此，只能现学现卖。实在不懂之处，再求助于各方专家。比如，中国数据恢复之父戴士剑老师。戴老师是一个十分随和的人，也是一个智商超群的专家。他编撰了中国第一本数据恢复的专业著作，那时候在中国从事电子数据取证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从读他的书开始的。

与戴士剑老师相反，我对刘品新教授的印象，则一直是外冷内热。刘老师是一个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的人。我们团队都知道，只要是他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做成。但是，他对待学生则是非常”苛刻”。就我而言，这么多年以来，他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我，更不用说当众表扬我。不了解他的人，有些会质疑他的脾气和性格，但以我与他多年相交的判断，他严于律人是挑人的，只有”自己人”他才会非常严格。俗话说，关系越好，讲话越难听。我相信这一点。实际上，他总是在各种时机和场合给”自己人”制造机会。由于刘品新老师对我的影响，导致我产生了一种怪癖的性格。那就是，我喜欢对我讲话难听的人，而对恭维拍马的人保持时刻警惕。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有了重大案件的经验积累之后，我们团队在专业实务能力上得到了暴力提升。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组建电子证据实验室，制定电子证据鉴定的相关规范。当时，高检院寻求刘老师的支持，我们团队以自身的专业积累给了些许建议，得到了高检院的认可。2009年8月份，高检院计划举办全国检察系统第一期电子证据培训班，刘老师也因此把我指派给高检院使用，承担培训班的组织安排等相关工作。

在高检院参加相关工作期间，我有幸得到人生第一位实务老师李运策处长的指导，并认识了当时电子数据取证领域的实务精英与专家学者。比如，当时北京市检察院技术处的赵宪伟先生、上海市检察院技术处的高峰先生、重庆市检察院技术处的王紫阳先生、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的张向晖先生、福建省检察院的林细妹女士、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邢桂东先生、湖北警官学院的麦永浩先生、中科院软件所的丁丽萍女士、电子取证专家陈虹宇先生，等等。

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签署联合培养”反贪硕士”研究生备忘录。在此机遇下，刘品新老师希望我们将原来所积累的电子取证专业知识与职务犯罪侦查进行结合，既服务”反贪硕士”的教学，又服务司法实务部门的需求。从此，我踏上了信息化侦查的研究之路。同年，为了更好支撑实务部门，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增项获批电子数据鉴定业务，人大法学院也成立了专门的电子证据实验室。我们团队的电子证据实务平台和理论研究都开始登上了新的台阶。在教研室的帮助下，在院领导的支持下，我也很不容易地留任了人大法学院工作，主要承担电子证据实验室和”反贪硕士”培养的相关工作。

电子证据实验室成立之后，我们也陆续培养了很多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精英，如胡忞同学、余龙祥同学、周迪同学、吕宏庆同学、郭树正同学、张杨杨同学，等等。他们不管在技术本身上，还是技术与侦查的结合上，都能够独挡一面。在读期间，这些同学的专业实力就已经开始声名远播。而于我个人，不能说功成名就，但亦算是事业有成。专业和实力，带来的是地位和荣耀。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够从事自己擅长并钟爱的专业和职业。这是一种犹在”天堂”的感觉！

穿越法律，转益多师

我一直有个观点：一个人之所以有社会价值，是因为他做了别人做不了事情。如果一个人做的事情别人都是可以做的，那么他的社会价值就会被减弱甚至替代。正是因于这种思维方式，我从投身电子取证开始，心里就确定了专业追求：始于技术，但不止于技术。这也基本确定了我后续在法律领域不断变换的专业方向选择。如何不止于技术？我曾经对此深感疑惑。偶然一次，我在太太老家绍兴游览兰亭，当我看到书圣王羲之的成功秘诀只有四个字”转益多师”时，我顿然醒悟了。从此，我练就了影响我人生的第三项技能”绵吸”。所谓”绵吸”，其实就是向不同的专家学者精英”偷师”，向海绵一样吸收他们的优点，同时注意摒弃他们的缺点。我还明白，向高手学习应该有两个维度：不仅专业，还有生活。在这一点上，很多朋友给我了诸多启发。如王文欣律师、车捷律师、阚雷博士、唐忆鲁总裁，等等。

近水楼台先得月。既然我是技术出身，那么我从取证技术与司法鉴定领域切入是最合适不过的。在法律领域而言，证据专业是实务性最强的专业，也是技术性最强的专业。也有人曾言，证据就是司法技术，这也有些道理。这也是人大法学院一直保留《物证技术学》课程的重要原因。在证据专业领域主要分为三大子学科：物证技术学、证据调查学（侦查学）、证据法学。物证技术学尤其强调科学技术，主要是证据的技术取证与鉴定。证据调查学（侦查学）更多涉及的是取证技术在案件调查中的运用。证据法学则更侧重于证据在司法程序中（尤其是审判阶段）的规则与规制。

在研习电子数据司法鉴定的那几年，我也很注重向同行学习。我们与北京地区的司法鉴定行业也有很多互动和探讨。我从同行专家身上也学到颇多不同角度的知识。比如，我从北京市网协鉴定中心的杨卫军先生身上学到”要说服别人，先说服自己”，从张佩军先生身上看到办案技能的精湛。我从国家信息中心叶红女士身上学到视野的开阔，从张羽先生身上学到技术专业的细致。在绵吸同行专业知识的同时，刘品新老师对我的法律思维训练也非常重要。这种在案件中进行法律与技术的融合，使我对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在电子数据的真实性鉴定上我自成一套方法体系。同时，我还发现电子数据对于关联性和合法性也有很多司法鉴定的需求空间。

我在专业上向信息化侦查大步迈进，得益于在江苏省无锡市检察院反贪局挂职锻炼。2013年江苏省无锡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全体干警到人大法学院开展为期一周的电子数据侦查取证技能培训。为了将培训技能更好地运用到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去，在培训结束后，在无锡市检察院党委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的支持下，我奔赴无锡市检察院挂职锻炼。这次挂职锻炼并不轻松，为了观察职务犯罪侦查的实务问题，我曾在办案点日夜连续蹲点两个星期，向侦查指挥人员请教、与侦查干警交流。这些付出使得我对电子数据取证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有了新的认识。我在电子数据取证与信息化侦查思维的融合上，有了质的飞跃。这种思维上的突破使得我后续在全国检察机关、全国纪检系统讲授信息化侦查课程时，游刃有余。我不得不感谢何洪辉副检察长、沈海洪局长、沈健处长、秦志超先生等诸位良师益友给我专业上的帮助！

后来，我的信息化侦查又拓展运用到公安机关的网络犯罪侦查中去。网络犯罪侦查本质上是与网络犯罪的对抗。由于我对网络犯罪技术原理的深刻了解，这使得我思考网络犯罪手法与制定网络犯罪侦查策略时总能得心应手。当然，公安的网警队伍中不乏有计算机专业出身的资深专家，如温州网警金一剑先生。与他们的每一次交流，都酣畅淋漓。还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铼教授、刘为军教授对网络犯罪的很多思考，也对我颇有裨益。

从实践抽象理论，以理论反哺实践，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在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王晓建局长的带领下办理了天津爆炸案的电子数据调查。我们在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吴京利局长的带领下办理了审计署审计报告泄密案。我们还办理过某互联网企业被黑客入侵案、某黄金交易平台被DDOS攻击案、温州八一广电案等等一系列重大要案。这些案件在实践中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研究上也积累了颇多理论素材。

不管是职务犯罪侦查还是网络犯罪侦查，互联网企业的协查已经成为破案的重要支撑。我也非常幸运地能认识到一些BAT企业的网络安全专家和资深法务。如，陈琴女士、汤锦淮先生、连斌先生、李梦洋女士、华为的张仲卿先生，等等。这些互联网企业在犯罪协查方面付出的努力工作，我们都能看得见。当然，这些企业在自身产品线上的监管改造也是任重而道远。

这几年，我们也协助有关主管部门制定了一些证据规则。比如，我们起草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电子数据工作细则、中央网信办电子数据取证工作指引、中华律师协会电子数据取证指引等规定。在《监察法》出台后，我们也协助有关部门制定了与电子数据有关的调查规范。

然而对于司法实务而言，证据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独的问题，而是与实体法规则密切关联在一起的。与司法实务部门的深度合作，使得我有着手研究网络刑法的机会。比如，我国第一家成立专门的电信网络犯罪公诉部门的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他们对我们团队专业能力的信任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不论在证据标准问题上，还是新型网络犯罪的法律适用上，总是积极与我们交流和探讨。检察实务专家张洪铭博士在刑法实务上的造诣让我受益良多，田向红处长在网络刑法的专业问题上也不吝给予指导。他们在个案中的刑法适用问题，总是能够不时启发我对网络刑法体系性的思考，从而反促我进一步研究网络犯罪与网络刑法的具体问题。最高法院的喻海松博士的善意反诘，也总会让我有些反思。喻海松博士不仅精通网络刑法，对电子证据也很有造诣。我曾针对他主导起草的2010年《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规定》写了一篇逐条评析的文章，亦颇有共鸣。我的领导时延安教授在刑法研究方法上也给予过大力指导。然而，作为实体法，刑法是一个年轻学者不太容易”插足”的领域。我的前辈谢望原教授曾告诫于我：千万不要研究刑法，这是一个”这样也行，那样也行”的领域。在快播案发生以后，我曾撰写不少文章试图探讨本案里的刑法问题，后来我总算明白：实体法确实是一个比”嘴巴大”和”拳头大”的领域，不太适合没有”背景”的年轻学者。

这种现象，我在研究《网络安全法》的时候也深有感触。在网信执法和网安执法问题，我经常会对很多问题不解，因此我也曾屡次骚扰求教于我的同事莫于川教授、杨建顺教授、李元起教授、王贵松教授。最后发现，确实有些问题不是应然的法律问题，而只是”嘴巴大”和”拳头大”的问题。在《网络安全法》及其下位法的制定过程中，更是如此。我和胡聪同学，曾经梳理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各国的网络安全法律，也曾专门花费了很多时间起草了《网络安全法》的学者建议稿，但实际上对立法影响微乎其微。在《网络安全法》颁行两年之后，我曾在学术研讨会中多次听到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提出目前《网络安全法》落地存在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在《网络安全法》的学者建议稿中都有解决方案。

从理论上讲，《网络安全法》涉及的问题是十分庞杂的，既有信息内容的安全问题，又有系统安全问题、数据安全问题、信道安全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之下，还有更为基础性的信息主权问题、网络主权问题。这些问题很多，我都很关心，但就精力分配上讲，我更愿意投入到技术性较强的法律问题上（比如网络漏洞管控），而不是放到诸如个人信息、数据流动等问题上。这并不是说信息问题与数据问题在法律上不重要，而是因为信息问题和数据问题的”技术门槛”太低，很多连一点信息技术基础都没有的业界人士都认为自己很懂，因此争论太大。信息问题与数据问题，尤如传统法律里的人权问题，所有人以为自己懂，实际上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最后，”嘴巴大”和”拳头大”的现象又发生了！

唯一让我比较欣慰的是《电子签名法》。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实体法，而是兼具证据法的功能。我曾在《电子签名法》十周年纪念研讨会上发表了一个”电子签名的司法证明价值”主题演讲，受深实务部门喜爱。这件事情，对我的认知影响是：在新兴领域，年轻人要么做”解决实务的前沿问题”的研究，要么做”没有权威、没有立场”的基础理论研究。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决定冲入到一个无人区：网络法理学。

我所说的网络法理学，主要是网络法学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主要是指传统法学方法论在网络领域的理解与应用，包括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展开法律思维、实施法律推理、进行法律解释，其重点是如何看待网络技术、网络行为及网络法律的关系。网络法理学问题还涉及到网络空间特征研究、网络行为的类型化研究等基础性问题。网络法理学问题还包括网络安全法、电子签名法、刑法、证据法等各部门法的基础法理问题。

尤其是，在这些年，我一直追踪研究大数据的建模与规制、人工智能的标准与规制、区块链与司法信任体系重构。我更加发现，只有在网络法学理论上有所突破，才可能真正解决这些新兴科技所带来的法律问题。

调整自我，重新出发

我的人生格言是：生命不止，折腾不休！我姐姐曾说：弟弟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我确实喜欢折腾，不喜欢安稳。我本可以远离尘嚣，画电路板拿份工资，但我选择折腾。我本可以做一名律师，不求富不愁穷，但我选择折腾。我本可以以电子数据取证的一技之长，如鱼得水，但我选择折腾。我本可以名利双收，但我现在决定退隐，追求那虚无缥缈的一丁点情怀。

我坚信，一个学科，没有基础理论研究是走不远的。在当今网络时代，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最为缺乏的就是网络法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正因为此，网络法领域的各种法律规则千奇百怪。研究符合网络社会的基础法学理论，是当务之急，迫在眉睫。既然如此，以我的性格，何乐而不为？

但是，与任何领域一样，做基础理论研究的风险是十分巨大的。一是经济风险，基础理论研究离实务应用较远，因而不能产生多大的经济价值。二是平台风险，基础理论研究要摆脱平台指挥棒的不当干扰，不能有过多的功利导向。三是静默风险，基础理论研究要适当地退出”圈子”，这才能静下心来，也因而容易被淡忘。四是成果风险，基础理论研究不见得都能成功，就如中国至今没有拿出属于自己的芯片和操作系统。

对于经济风险，我计划通过每年承办3到5起新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来解决。主要是职务犯罪案件，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网络犯罪与网络安全案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犯罪案件。越难的案件，我越喜欢。一方面，这能够保持我个人在专业实践能力上的前沿性，另一方面这类案件的收入也不菲，能够一定程度解决我的家庭经济问题。幸好，我的太太也是一个非常开明之人，她的开明之处在于”什么都不管”，唯一前提是每年给家里上贡20万元。这对我还好并不是什么压力！

对于平台风险，我近一年不断地调整了我在团队中的角色定位，也不断地捋顺好我与合作团队的关系。我很感谢我的博士导师何家弘教授、我的教研室主任李学军教授、我的师傅刘品新教授，他们在专业上都是十分开明、十分包容的人。对于我想做的研究方向，他们从来都是毫无保留地支持。这反而使得我在”人情”上一直很难释怀。钱债好还，人情债不好还。有一名故交好友告诉我，朋友就是互相”帮忙”的，而我却不能接受这种观点。我认为，好的朋友就是尽量不让别人”麻烦”。我喜欢别人欠我”人情”，但我却从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一旦确实欠了”人情”，我总会想方设法地去”偿还”。实在”偿还”不了的”人情”，则很容易变成我的思想”包袱”。比如，参加浙江招生咨询工作的起端，其实是因为浙江招生组组长姚欢庆副教授帮过我的太太一个很大的”忙”，我想”偿还”于他。后来坚持，则是因为这是一个”回报家乡”的机会。姚欢庆老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我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

关于静默风险，其实就是隐退。隐退，就意味着必须放下名和利。既然我下过地狱、上过天堂、与死神擦肩，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呢？我对收入、职称、名声，还算比较坦然。说不上不在乎，但也顺其自然吧！近年来，我开始推掉几乎所有我认为没有参加意义的会议，开始冷静地思考一些专业问题。这个时代，已经不缺提出问题的人，而是要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我也开始推掉绝大多数的实务案件，仅参加一些我认为具有研究意义的案件。我唯一较多联系的学者应该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吴沈括副教授，因为我的外语能力较差，我很多时候要向他请教一些联合国及欧美国家在网络犯罪与网络安全方面的动态。我与吴沈括先生在网络犯罪与网络安全的认知上总有诸多共鸣。此外，就是还有少许因为”人情”而必须参与的活动了。

而于成果风险，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支持与厚爱。我希望我一直以来的固执性格能给我带来好运。我经常用一个物理公式来比喻人生。S=v*t，S和v都是向量。如果人生就是从一段从A点到B的向量位移S，那么决定能否到达的因素有三个：一是，速率。二是速率的方向。三是时长。我自知比较愚钝，因此我在速率上并不占优势。我期望在方向上少走弯路，在时间上坚持更久。前者，就是为什么我在做一个重要决定时往往花费很长时间。后者，则是固执性格带来的好处，耐力更强，持久性更强。

大多数”独立行走”的人都有固执的性格，这种人往往拥有一个极其强大且能够自证自明的思维体系。但是，固执的人如果没有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很容易走向偏执。因此，我试图尽量磨练自己开放、平和的心态，时刻换位思考，保持宽容的气度，以免走入极端。尤其是在接触了诸多司法案件以后，让我更是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本没有对错，只有立场不同。这样的认知，有利我三省吾身、磨合心态。也因此，我多年前就决定了以”最坏的好人”作为我的追求目标。看尽看透坏人坏事，无悔坚持自心追求的那份善良。

剩下的，我想就只是”折腾”的代价。每一次蜕变，都会有难以忍受的痛。当年，在刘品新老师的引导下，为了研究网络安全问题，我整整折腾了自己足足三个月。那三个月，就是为了一篇不足两千字的小文章，也是我第一次撰写网络安全的文章。为了写这第一篇两千字的小文章，我数次求教于刘品新教授、冯春霖女士、朱梦妮博士、何露婷女士等等诸人，还反复多次请多位同学批改提意见。这一篇两千字的文章折腾得我夜不能寐、精神恍惚，这一篇两千字的文章我改了二十多遍，历时足足三个月。当最后发表在检察正义网而被首页置顶时，我快被自己感动地哭了！

在本文收笔之际，我的太太发来消息，说我还不是”成功人士”，不宜发表这样的文章，免得有”炫耀”之嫌。其实，她并不理解我的初衷。这一篇文章，既是我人生上半场的个人总结，也是我人生下半场的自我约定。而另一目的，也是向我的师长和我的团队做个解释，近年他们我的行动有些不理解甚至产生过意见，我希望能够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我还希望我这篇文章有些”意外收获”，让我那”曲折通幽”的人生经历，给诸多家长和学生在学业和事业的规划上有所启发。希望我的晚辈们比我走得更顺、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我思故我在！